在内容上主要包括以出版行为为载体的思想表达权和以集会、游行、示威等行为为载体的意见表达权。
明确规定诚实信用的是《民法通则》第4条和《合同法》第6条，并且是作为民法基本原则来规定的。[22]这一判决将行政诉讼法上的起诉期间等同于诉讼时效，并实质上将《民法通则》第140条关于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直接适用于此，得出其未超过诉讼时效的结论。
[25]但两者仍有很大的差别，民法上的诉讼时效一般为二年，而行政诉讼法上的起诉期限一般为三个月。如果不同点与要件事实相关，则不可比照适用的可能性较大。一般法律制度是指能够通用于不同领域的法律制度，其背后蕴含着共同的法理。法律漏洞的补充，例如类推适用，乃是贯彻平等原则之表现，不仅可以防止恣意，而且可促进公平正义的实现，故在一般行政法上，除行政处罚法外，概均肯认法律漏洞补充的合法性。[37]这三种学说虽有微妙差异，但仍有相互补充之处。
[18]这一学说是以公法私法二元论为前提的，但这一前提在近20年中受到了重大的挑战，公法私法区分的否定论成为有影响力的学说。在国外，除不当得利、紧急避险之外，直接适用的类似制度还有取得时效、消灭时效、债务抵销等。另外，在这种复合性依据构成中，由于宪法形式只是一种框架，所发挥的作用也只是一种指引或导引，其实体内容有赖于法律权利行为的添加，所以，在依据适用方面，适用规则较为复杂，同时，适用弹性空间很大，从而呈现比较柔性特点。
在对设想中国宪法权利护卫机制所必须坚持的基本前提做出列举性的解释之后，接续下来需要回答事关护卫机制设计方向的三个核心问题：其一，中国宪法权利的护卫在根本上要解决哪些重大问题？在笔者看来，中国宪法权利的护卫主要涉及三个关键且重大问题。宪法权利冲突的另一种复杂形态就是非基本权利之间的冲突。在这个意义上，调整中国宪法研究的方向就显得尤为必要与紧迫。）[55]于飞：《基本权利与民事权利的区分及宪法对民法的影响》，载《法学研究》2008年第5期，第51页。
其次，在实践中，任何一个主体要享有某项权利，都要在客观情势上符合、满足法律规则关于时间、地点、身份、行为、事实等方面的条件要求。如按照笔者的单一与复合的划分，就可获知：宪法权利的形式依据有单一的宪法形式与复合的宪法形式，由此，宪法权利就包括单一宪法权利与复合宪法权利。
从行为内容来看，似乎是宪法权利冲突，但从实质来看则与表达内容无关，而是一方以表达自由为名漠视了在实施表达行为时所应该遵守的基本义务与禁止性规范，因此，这种冲突就是假冲突。每个人因为均参与了社会的缔结与创建，所以都对国家做出了基本贡献，以基本贡献为依据，就可将基本权利在学理上归纳为如下三类内容：因基本贡献每个人均便具有了相同的资格，所以也就应该享有平等的国民或公民地位，即公民的平等身份权，核心是政治地位与法律地位的平等。这里所使用的民主法治，主要取其规范性或制度化，根本意思是指通过相应的制度化模式把道德承诺与政治宣示进行操作，而不至于使那么美好的道德与政治愿景消融在郑广怀先生所说的政策实践之中。在张恒山教授看来，义务就是应当或应当的。
[21]笔者认同按照贡献分配权利的主张（即贡献论），基本理由包括两个方面：其一，贡献论能够弥补天赋人权论的缺陷。另外，也必须将政治表达权之间的冲突严格限定在公共政策与公共文化领域，不能将其泛化到纯粹的民商事生活之中。道德之所以能够成为资源，不仅仅是因为执政党基于相应的意识形态所做出的一系列承诺，而且也来自于执政党所应担负的塑造中国核心价值体系的使命，诚如杨光斌教授所说：在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中，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作为现代化主导力量的执政党还应该为社会提供一套稳定的价值系统．．．．．．作为现代化的主导性力量，共产党还应该为形成主导性社会价值观即立国的精神之本而付出更多的努力。[43]有关私法生活中的权力生成与规制的宪政逻辑，可参见薛军：《私法立宪主义论》，载《法学研究》2008年第4期。
选举民主则至少是一种在形式上保障大众平等权利的民主，但是大众既可能用选举来拥护非民主政体，也可能通过选举而分裂国家。所以，出于谨慎与学术防卫的考虑，就给新字加上了引号。
说自由选择权之间存在冲突，从宪法原则来看，就是权利一方基于某种优势地位侵害或剥夺了另一方利用社会合作做出非基本贡献的机会，在民商事领域的典型表现就是垄断，在社会生活领域就是对外来者的拒绝与歧视。美国言论自由宪法出现的故事，就是一个演进和先例、试错的故事，是活的宪法如何发挥作用的展现。
由于宪法权利中有非基本权利这一内容，并且，非基本权利在宪法依据上具有复合性，所以，某项权利虽可能并没有所谓的宪法具体规范依据，但有部门法尤其是民商法的依据，在这种（些）权利不会破坏非基本权利比例平等原则的情况下，就可认为是宪法权利中的非基本权利。继续以基本权利不平等享有为例来加以说明。在这个意义上，学者们就行为艺术家的杀人行为不属于艺术自由的解释就没有达到相应的理论高度：虽说从表象上看，行为艺术家的杀人行为受到了法律的禁止，但从本质上来看，之所以行为艺术家的杀人行为不具有正当性或不是法律权利，乃是因为这种行为给他人乃至社会造成了损害，从而不符合权利设定的无害性标准，进而言之，如果非要说这里面存在着所谓的权利冲突，它也不是通过循环论证所得出的基于位阶而产生的权利冲突，而是义务冲突。在这个意义上，劳动权就是一种基于宪法形式与法律形式而存在的权利，这种权利也就是复合宪法权利。反过来，之所以某个或某些宪法规范重要，是因为其所规定的某个或某些宪法权利价值重大。因基本贡献每个人便享有了由国家所保护或所保障的生存条件权。
[36]徐振东博士的后续论证就显得比较混乱，表现是：一为，自由权与具有社会取向的权利并不属于类型学意义的划分，因为具有社会取向的基本权利也有自由权的属性，如劳动权。但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着基本权利不平等的现象，那么，这种基本权利的不平等是否属于基本权利冲突呢？究基本权利之实质，一个人享有基本权利并不是以他人少享有或不享有基本权利为前提或必要条件，而是每个人都应享有完全平等的基本权利，基本权利的共享特性就说明基本权利实际享有的不平等并不是因为基本权利之间存在冲突，而一定另有其他原因，原因之一或许就是基本权利与非基本权利之间存在冲突。
在非基本权利与民事权利之间之所以会发生冲突，主要是因为民事主体只是单一、片面地关注了所得，从而拒绝因利用社会与社会合作所应为或应当的付出。[18]详见韩秀义：《阐释一个真实的中国宪法世界——以宪法常识为核心》，载《法律科学》2011年第5期。
[69]尽管笔者所说的通过中国宪法权利的护卫来解决中国政权合法性问题的观点同赵鼎新教授与石勇先生的观点在内在逻辑上具有一致性，但在内涵上还是存在相应的差别的：较之于赵鼎新教授，笔者依然坚持中国政权政绩合法性的重要性，只不过对政绩的内涵进行了扩充，其既包括经济与机会上的完全平等承诺，也包括通过合理的权利制度安排所产生的自由选择空间。[66]韩秀义：《文本?结构?实践：中国宪法权利二重属性分析》，载《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第5页。
所谓复合宪法权利，是指存在依据不仅包括宪法形式，还包括法律形式的宪法权利。虽说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宪法学理论中并不缺乏关于宪法权利的分类，但这些分类成果是否可以无障碍地拿来为我所用，还需要慎思明辨。所谓调整研究方向，就是在展开中国宪法应是什么研究的同时，亦应转向对中国宪法是什么问题的讨论，转向对中国宪法常识的揭示，进而阐释一个真实的中国宪法世界，而中国宪法世界就是由实证性的宪法常识所构成的政治与法律的体系与结构。[73]项飚：《普通人的国家理论》，载《开放时代》2010年第10期，第125页。
依托笔者关于宪法权利类型的划分，对宪法权利冲突的三个问题做出如下解释：首先，基本权利之间不会存在冲突。为了讨论的便利，现以韩大元与胡锦光二位教授、林来梵教授对基本权利或宪法权利的分类为例来展开分析。
严格说来，任何人，只要他给社会和他人的损害大于或等于其贡献，以至净余额是损害或零，他就不应该再享有人权——他至多只应该享有人道待遇，享有他做为人所应享有的利益而非权利。另外，在依据适用方面，要根据单一宪法权利的类别分别适用，规范适用的弹性空间颇为狭小，从而呈现极为刚性的特点。
徐振东博士区分了自由权与具有社会取向的基本权利，进而认为自由权可直接主张，具有社会取向的基本权利一般应通过法规范加以形成，但不能因此否定其直接主张的性质。但从夏正林博士对宪法权利体系内涵的归纳来看，所获得的内容与既有的基本权利内容并没有本质差别。
[90]详见韩秀义：《中国宪法实施研究模式评价》，载《东吴法学》2009年春季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109—115页。政治表达权之间的冲突。详尽内容参见姚建宗：《法学研究及其思维方式的思想变革》，载《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26]参见王海明：《公正与人道：国家治理道德原则体系》，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78—179页。
[71]郑广怀：《劳工权益与安抚型国家——以珠江三角洲农民工为例》，载《开放时代》2010年第5期，第27页。每个人因为非基本贡献而享有了非基本权利，而之所以会产生非基本贡献不平等的现象，主要是因为人的主体性因素存在差别所致，因此，对非基本权利的内容做学理分析可从主体地位与自由的角度进行归纳：基于公民的政治主体地位而享有政治参与权。
没有非基本权利卫之制度化，基本权利的护也不会巩固与持久，但与基本权利制度有所区别的是，在非基本权利领域，主要的行动主体乃为以人大为核心的政府和公民（团体），执政党的角色乃是政府的是监督者与保障者，从而需要在政治主权系统与治理主权系统形成相对严格的区分。宪法权利是表示个人与国家关系的概念。
第一修正案法律的核心特征是零敲碎打形成的，是在整个20世纪中，在一系列司法判决和司法机关以外的发展中形成的。对机构型利益集团彼此竞争与妥协的个案分析，可参见王信贤：《论中国政策过程中的部门关系——以〈反垄断法〉为例》，载杨光斌、寇健文主编：《中国政治变革中的观念与利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留言0